李国文：墙

　　□李国文（北京）

　　《诗经·郑风》里，有一首题名《将仲子》的诗：“将仲子兮，无踰我里，无折我树杞……”“将仲子兮，无踰我墙，无折我树桑……”“将仲子兮，无踰我园，无折我树檀……”

　　这是写一个女孩子，对邻居家的二哥，屡次三番地跳墙过来，与她相会，向她示爱，实在不胜其烦，便求他不要再做这样的蠢事，不要来打扰她了。古时，二十五户为“里”，有里墙围着，住户的院子，有院墙围着，见面的园子，有园墙围着。这位二哥，黑灯瞎火跑来，要跨越三道防线，免不了手忙脚乱，撞折树木，捅了娄子。

　　由此可知，在《诗经》的年代，墙，就出现了。

　　这应该是原始社会瓦解以后的事情了，西安的半坡遗址证明，蒙昧时期，穴地而居，人类无需用墙隔开。只是有了怕别人眼红的资产，有了怕别人知道的隐私以后，墙，才派上了用场。所以，严格地说，墙是私有制的产物。

　　通过这首诗，人们知道墙的功能，大致有三：第一，抵挡的作用，使那个执着的求爱者，难以长驱直入；第二，保护的作用，那位女子和那些植物，身处墙内，便有了相对的安全；第三，遮掩的作用，至于她的父母兄长，究竟是认可他俩结合呢，还是坚决要拆散，墙外的那个邻家二哥，休想了解到女方家庭的态度。

　　据清人凤韶《凤氏经说·墉墙》：“古者屋下柱间墙曰墉，屋外四周墙曰垣，垣即所谓宫墙也。垣、墉皆得称墙，而墉不得称垣。”无论为墉，为垣，为墙，只要是能使空间一分为二的措施，都意味着内外的区隔，人我的轸域。实体的墙，如此；虚拟的“墙”，也如此。

　　起伏的万里长城，曾经是华夏和夷狄的分界线，英文叫作“Great Wall”，直译过来，就是“大墙”。这一个“墙”字，倒是把握住了中国人建筑学的要义。从秦始皇派大将蒙恬和太子扶苏，发数十万戍卒修长城，到朱元璋的“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历朝历代的帝王，在这“墙”上没少下功夫。

　　中国人的筑墙，防卫外来者的同时，很大程度上也将自己紧闭住了。所以，四合院的要义，必垒四堵墙。这墙，就是居住者与外部世界的界限。王公贵族的府邸，高官显宦的豪宅，是用围墙围起的大型四合院；红墙绿瓦、金碧辉煌的紫禁城，是用城墙、护城河围起的“巨无霸四合院”。老北京城，一个由无数四合院组成的城市，也是一个无数堵墙林立在眼前的城市。北京城里，那磨砖对缝、敦实厚密的四合院，为什么所有的外墙窗户，既高且小？为什么所有的对外门户，虽设常关？

　　由此可知，中国人造墙的目的，在于“隔”，物质的墙，起到分隔、间隔、区隔的作用；精神的墙，产生隔离、隔膜、隔阂的影响。如此，四合院给人留下的印象，就不如想象中那么完美了。第一，重门叠户，莫测高深；第二，内敛外藏，自我封闭；第三，狭隘局促，关门独大；第四，壁垒心态，害怕开放。这种内向的、自恃的、局限的居住方式，几代人、几辈子拘束在这四堵墙中，久而久之，对居住者的思想、意识、观念、精神，会不会产生《淮南子》所言“井鱼不可以语天，拘于隘也”的影响呢？按“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的逻辑推断。墙，这个东西，壁立于前，环伺左右，只有堵心的感觉，哪来开阔的胸怀呢？

　　明清两代，之所以闭关锁国，自我隔绝于世界文明，畏之避之于时代潮流，之所以愚昧保守，以老大自居，落后挨打于帝国列强，与紫禁城里的最高统治者，跳不出“四合院”那四堵墙的束缚拘囿，恐怕有着莫大的关系。更何况，紫禁城的墙，更高、更厚、更坚固，也更严密呢！

　　然而，对长期生活在四合院的老百姓来说，这四堵看得见、摸得着的物质的墙，更是看不见、摸不着的精神的墙。走出有形的墙，也许不难做到，要想走出精神的墙，却非一件易事。蛹在茧里，自我束缚，久而久之，就会成为僵蚕，成为蛹干，只有破茧而出，才能变蛹成蝶，开创新天新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