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家口与宣化：那些说不清道不明，也闹不机米的暧昧关系

       当宣化在唐僖宗年间（公元885年）设武州、文德县、宣化为州、县治所时，张家口还是一片野兽出没的山间谷地。明代，宣化是北部边防重镇，这时长城沿线不设地方政府，只沿长城设九镇，宣府镇为九镇之一，辖四县担任京西至大同1300里的防御任务，是宣府镇总兵驻地和指挥中心，又称宣府镇城，此时的张家口才有一个土堡大小的规模。

      当1913年民国政府设立直隶省察哈尔特别专区的时候，张家口的地位便扶摇直上，从万全县的一个镇成为专区的治所所在地，而此时宣化府的建制被废，被贬为宣化县，隶属口北道。而到了1928年察哈尔特别专区升格为察哈尔省的时候，张家口更是一跃为省会，而此时的宣化便是其下辖的一个市了。更为甚者，张家口在1939年后的一段时间竟成为伪蒙疆自治政府的首都，而此时的宣化成了该傀儡国的宣化省。

        宣化人之于张家口心里总有些酸酸的感觉，那是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感觉，是一种历史地位由高到低的失落，也可以说是对张家口这个曾经的暴发户的一种嫉妒。现在的宣化人之于张家口人心里仍存着不屑，就像保定人对石家庄人那样。在我城郭四十里，车水马龙，酒旗满街飞的的时候，张家口之于宣化，石家庄之于保定那还是混沌未开的蛮荒状态，然而流动的历史有着冲毁并又重建一切规则的可怕力量，在此消彼长中，隶隶属属发生着兴盛与失落的变化。

       宣化无疑是古老的，有着张家口地区最厚重的文化历史积淀，有着显示最盛时期的可与北京前门比美的三座城楼。而张家口最早的文明却是从宣府镇辖下的与蒙古人交易茶马的一个小市场开始的，一个汉蒙杂居的小村落，就像上海怎么能与北京比古老呢。

       之前曾多有宣化的朋友，在交往的时候他们不经意之间总是流露出一种矜持并夹杂着流露出一种哀婉，我晓得那是一种矫情的对于城市地位的一种风光不再的失落，我这些个朋友都是多读了些书的，对于他们的这种心态我总是有些嘲笑但也有些许同情，然而有时却想，难道相隔不过三十里的一个城市与它下辖的一个区都有这种令人可笑的因级别的高低而产生所从属人的地位的尊卑吗，倘若说宣化人或多或少的有这种心态的话，那洛阳又该怎么说呢，那可是九朝古都啊。

      宣化自明朝以来做为京西第一府自然有着它地位上的荣耀，有着它做为繁盛的京都文化圈的不可忽视的从属地位，有着诸多史载的文明的烙印，张家口千百年来一直是京西以宣化为轴心的文明圈阴影下的一棵小草。但是张家口的土著文明却是山西大同式的也可以说是山西文化与蒙古文化的杂交，张家口虽然一直被直隶文化所笼罩，所影响，而它骨子里却是山西的，内蒙的。这无疑更让以直隶文化自居的宣化更有些不屑与看不懂。

      张家口的土语与宣化的土语有着较大的差异性，张家口的土语更接近山西的大同，更接近内蒙。而宣化的土语则是东向的，虽不同于北京方言，但是保留了原先做为州府所在时的一种官腔，它辖下的，怀来，涿鹿，等县则与宣化土语保持着相似性。

      张家口的山西化无疑要上溯到清朝大规模开始的走西口运动，山西人的走西口向东到了包头甚至更西的地方，向西则到了张家口的草原地区。

      张家口地区尤其是坝上地区做为草原文明到农耕文明的缓冲之地有着它的特殊性，张家口地区的历史见证了农耕文明与草原文明兴兴衰衰的相互厮杀，张家口是匈奴人、鲜卑人、契丹人、女真人、蒙古人南下入主中原的战略通道，占据了张家口就可以奢望中原的渔阳，燕京，北京，从而席卷天下，当年鲜卑人是这么占据半壁江山的，契丹人的铁蹄，女真人的飞骑、蒙古人的弯刀都是从这里或是主要从这里侵扰并占领农耕文明的所属之地。因而张家口历来有着草原文明的膻性，其实宣化又何尝不是如此呢，然而明朝以后当宣化被纳入中原文化圈以来，宣化人可能开始退却了这股膻性，而张家口做为与蒙古人的茶马榷场依然有着它的野性，直到山西人来开荒，文明才从这里播种。

      张家口之于宣化无疑缺乏历史的厚重，缺乏人文的素养；张家口之于宣化曾经无疑是外省的甚至是异族的，张家口之于宣化曾经无疑是野蛮的，草根的。然而现在我们毕竟统属于一个地区，我们应该抛却心里的那种似有还无的芥蒂，共同打造一方文明。

来源：乐活张家口